马楠：“国家主义”终究被历史抛弃

作者：马楠

国家主义派错误的世界观和革命观，使之必然与帝国主义和军阀走向合流，“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况，似乎还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

20世纪20年代，标榜“国家至上”、“外不亲善”和“全民革命”的国家主义派发展组织、创办刊物，一度吸引不少革命青年，颇具声势。然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和阶级本质很快受到批判和揭露，虽然自称“中国青年党”，最终却走向堕落。

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

从思想源流来说，“国家主义”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主张“国家”是一个有意志和行动力的有机体，每个人都要成为国家有机体的一分子，成为合格国民，“国家”是弱肉强食的民族竞争中的最基本单位。“国家至上”和“国家高于一切”的思潮适应了像德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建构统一民族国家、反对封建割据分裂、抵抗外来侵略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历史需要，但也带有鲜明的对内独裁专制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或从欧洲或从受德国影响较大的日本接受相关思想，多读过推崇德日“国家主义”的梁启超的相关作品。民国初年，中国教育界也一度出现效仿德式教育、鼓吹军国民主义的风潮，谈及德国时无不歌颂其国民之“爱国心”。可以说，“国家主义”强调国民要投身于建设和巩固统一、独立、强大国家的事业，与近代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列强、避免亡国灭种，反对军阀混战分裂、追求国家富强的愿望有相通之处，因而获得不少国人的认同和拥护。1923年末，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翌年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因此国家主义派也被称为“醒狮派”。

国家主义派在宣传其主张时，基本隐去“国家主义”原有的对外侵略性，但依然延续其超阶级国家观，认为“国家即是信仰”，“个人依国家而存在，无国家即无个人，所以应当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同时，他们鼓吹“爱国保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宣称“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反帝废约运动加快发展，国家主义派借机扩大影响，各地的国家主义团体十分活跃，如上海孤军社、北京国魂社、广州狮声社、南京国光社、重庆光国社、宁波爱国青年社，等等。其成员以大中学校教师、青年学生等知识分子为主。10月，《醒狮》周报发表《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特别要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争夺革命青年，至北伐时期，更号称“全国之信仰国家主义者，不下百万”。

当时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任弼时特别指出，“现在国内国家主义盛倡一时”，必须批驳其谬论，“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为青年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青年运动领袖萧楚女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主义”国家观的致命症结，“国家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不分析国家的性质和阶级本质而拥护抽象的“国家”，实是维护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发党中央通告，“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更一针见血地点出信奉“卖国家骗民众”的“国家主义”的后果，“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

错误的世界观和革命观

历史证明，要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必须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如陈独秀指出，“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主义”早已不合时宜。国家主义派虽然宣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却一方面将矛头对准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取消反帝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以笼统的“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模糊革命的动力和性质。

首先，国家主义派回避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宰制中国，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现实，“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且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北伐就是助长苏联及共产党势力发展”。他们甚至要求中国继续遵守与列强缔结的一切既有条约，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利权运动，宣称现在连帝国主义的爪牙——军阀都没有力量剪除，不配反对其“主人”帝国主义。1926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四川国民雪耻会，发动罢工、罢市、罢课和反帝大游行。但重庆教育界的国家主义派却要求当地中学校长阻止爱国学生参加抗英运动。1927年1月，英国水兵刺伤在汉口英租界附近庆祝北伐顺利进军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集会民众。在各界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下，汉口和九江英租界被收回。当时英国政府曾策划调集更多军舰来华，企图以武力威胁要求恢复租界原状，而国家主义派不仅未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视收回租界为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反而污蔑反帝运动为“共产党之无理的暴动”,危言耸听地表示此举会让中国面临亡国险境。正如任弼时所言，他们的活动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也如中央通告所言，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

图为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的场景 FOTOE/供图

其次，中国青年党打出所谓“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旗号，为的是反对工农运动，否定阶级斗争，是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张，不可能真正改造中国社会。恽代英道破国家主义派利用“全个民族”等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的企图，“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陈独秀质问国家主义派，所谓“全民”究竟何意?如果说是抽象的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那么实际与国民革命并无差别，即不过标新立异而已。如果是具体的让全民共同革命，由全民来管理政治，那么国家主义所宣称的被革命对象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中，即是否完全混淆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国家主义派只与那“必然要信资本主义而口中讳言资本主义的有产阶级”为伍，甚至声称虽然“全民革命”的最终目标在举一切外寇内奸而悉扫除之，但最初的工作则在举共产党一切“邪说”而排斥之，其“内除国贼”、“全民革命”的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与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

国家主义派错误的世界观和革命观，使之必然与帝国主义和军阀走向合流，彻底暴露其所谓“爱国救国”的本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李大钊与曾琦等人曾为学会是否有标明主义的必要、信仰什么主义、要不要信仰共产主义等问题发生争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于1922年6月在巴黎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乘此勤工俭学潮流同时赴法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者大受刺激，也加快组党步伐。曾琦曾经设想，在掌握少年中国学会领导权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借母怀胎”、扩大影响。但最终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国共两党也开始在法国合作，原“少共”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此可以说，国家主义者于1923年末成立中国青年党，是要在国民党外，通过反对“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来反对中国共产党。恽代英指出，国家主义派“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况，似乎还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害怕失去影响力的国家主义派不惜彻底背离本来主张、勾结投靠曾经的革命对象——北洋军阀，印证了恽代英的判断。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发表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国家主义派却对此大加诽谤、抵制。曾琦还派代表会见段祺瑞，表示拥护其操控的“善后会议”，换取其不妨碍国家主义派在北方的活动。1925年末1926年初，曾琦策划促成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联合，以反对广东的革命军，并派秘书前往汉口游说吴佩孚，还经常向吴佩孚赠诗以投其所好。1926年末，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国家主义派又依附孙传芳，向其告密，导致革命者被捕。曾琦转而参与孙传芳的机要，余家菊在孙传芳创办的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负责进行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又为孙传芳创制所谓“三爱主义”以对抗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琦自己承认，“当本党受国共两党压迫时，予不得已而奔走南北，广交各军领袖，借其掩护以图生存”。对其广交军阀，该党内部亦心知肚明，如左舜生为曾琦辩护，称“爱国而反共”的青年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他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

随着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卖国本质逐渐暴露，1926年下半年，一些受“国家主义”迷惑的青年逐渐觉悟。失去青年的青年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而与国民党右派合流。1927年7月，中国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为彻底反共，宜与国民党合作”方针，认为倘若“国民党能实行统一内部成功”，青年党愿与之“携手”，建设“铲除共产的联合战线”。至20世纪40年代初，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中国青年党不得不秘密活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但抗战胜利后，民盟领导人张澜等坚持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和陈启天等人却甘受蒋介石的拉拢收买，转而依附国民党政权，参加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制宪国大”，沦为独裁统治的装饰品。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和国民党政权垮台，中国青年党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主义”最终也被历史抛弃。

20世纪20年代是各种主义、各派势力纷纷提出对时局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看法、彼此论战并急剧分化重组的时代。一种主义究竟能否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指导制定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正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方式和前途。“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进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批驳揭露下逐渐式微，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思想战线的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