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再提“砸锅卖铁”，与历史并不相同

无马社原创 对于当前的地方债务压力，理当有两手准备。除了全力度过目前的难关，更要多思考通过怎样的举措，才能有效提振社会发展信心和预期，激活整个社会和市场的活力。

作者｜朱昌俊

资深媒体评论员

最近，“砸锅卖铁”一词火了。

起因是重庆市璧山区的一份关于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在网络流传。此后，媒体检索发现，类似的“砸锅卖铁”表述，在多地的政府文件乃至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出现，并非某一个地方的专利。而它们对应的一个现实语境，就是化解地方债务。

比如，宁夏永宁县在今年7月印发的《永宁县安置房闲置房产处置方案》中就提到：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快推进我县债务化解，砸锅卖铁、全力以赴、用尽全力、穷尽办法做好资产处置变现化解债务工作。

从语义上理解，“砸锅卖铁”就是倾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留后路，大有“破釜沉舟”之意。如果将之用来反应地方政府化解债务的决心和魄力，也不是不能理解。

相较于用词的是否恰当，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如此“狠话”背后所突显的地方财政压力，以及此番操作可能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地方政府要“砸锅卖铁”？

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这个词引发关注是源自多地政府的“发声”，但实际很难说它是地方政府的原创。年初一份《关于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中就明确要求，重点省份要“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其严格程度和传递的紧迫感，也可以从一些具体措施中得到印证。比如，这个要求在当时就引发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在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12个重点省（区市）的各级政府原则上不得在特定领域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涉及领域包括交通、社会事业、市政、产业园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如此严控，与它们的债务压力有关。有统计显示，2023年，在12个重点省份中，有5个地区负债率水平超过了60%的警戒线，有的甚至接近90%。

债务压力源自收入的“收缩”。今年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下降2.6%。特别是地方政府格外依赖的土地财政，出现了大幅下滑：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5263亿元，同比下降18.3%。此外，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城投债，又在今年迎来到期高峰。

所以，多重压力之下，一些地方的化债确实具有相当的紧迫性。“砸锅卖铁”可能听起来了“狠”了点，但它反应出来的地方政府财政处境，却未必不是真实的。

那么，“砸锅卖铁”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有一点是前提——既然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砸锅卖铁”，当然“砸”和“卖”的，就只能是政府能动的部分。在各地实践中，这主要就是通过种种手段对国有“三资”（资金、资产、资源）进行盘活，以达到降低债务和财政提质增效的目的。

其中，作为12个重点化债地区之一的重庆，颇具代表性。去年底，重庆提出了“三攻坚一盘活”改革，即国企改革、园区开发区改革、政企分离改革攻坚，有效盘活国有资产。具体措施包括：国企改革方面，分层分类“止损治亏”、深化国企“瘦身健体”、推进国企优化重组等；园区开发区改革方面，压减机构数量、健全管理体系、推进市场化运营等；政企分离改革方面，摸清底数、全面“脱钩”、理顺政企关系等；国有资产盘活方面，深化清产核资、有序开展盘活、深化央地合作等。

若用更通俗的表述，这些行动主要是：该处理的处理（清退、出售），该整合的整合，该裁撤的裁撤。

比如，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国企进行重组、关停或清理退出，一些闲置的土地、房屋等，拿出来拍卖或是抵债，这样就增加了收入；而像一些四处开花、但实际效益不佳且同质化严重的园区、开发区，通过整合减少数量（一些国企的层级过去很多，“高的有6级、8级，重庆就明确要求市属国企减到4级以内，原则上3级”），这样就减少了财政支出。

开源和节流的双重发力下，“砸锅卖铁”的短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比如，重庆沙坪坝区，通过加密土地出让调度频次，推进土地资源盘活变现，2023年实现土地出让收入10.1亿元。从全国看，今年前7个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4%，但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2%，这背后实际上就离不开各地“砸锅卖铁”所作出的贡献。

三十年前，如何化解地方财政危机？

不过，“砸锅卖铁”操作，在舆论场引发的争议依然值得正视。除了该表述词所传递出的“狠劲儿”是否恰当，它也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

从对象看，这两个行动都涉及国企。在方向和目的上，都意在“盘活（搞活）”。比如，当时国企改革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抓大放小”。一些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拍卖、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市场化改革，既减轻了政府负担，也为市场注入了资源。今天的“砸锅卖铁”，一些地方也有这方面的措施。

甚至，在表述上也有相似性。比如，1992年，一些地方出现了“新三铁”破“旧三铁”运动，宣扬要用“一张铁面孔、一颗铁心肠和一副铁手腕”，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干部的“铁交椅”以及所有的国营职工的“铁工资”。这和今天的“砸锅卖铁”表述是相似的。

但实际上，这两者在具体背景及效果影响上都有明显区别。

要知道，当时国企改革面对的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换言之，它的调整是着眼于未来和长远的。虽然当时也出现了“下岗潮”等一些明显的“阵痛”，方向是明确的，瞄准的是一个新的、更大的增量市场。

从机制上看，大量国企业从计划模式走向了市场模式，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从产业结构看，当时的服务业、房地产等行业开始发展。这意味着有更大的增量空间来“消化”改革带来的“阵痛”。

可以反映当时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一个标志性现象是，很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如王石、宗庆后、褚时健等，都是诞生于那个阶段。甚至他们中不少人的企业，都是发端于当时的国企改制。

相对来说，这一轮“砸锅卖铁”，主要侧重于解决眼下存量的债务问题。比如，像一些地方加速闲置土地的出让，仅仅只是一种短期的“变现”，难以转化为长期收益，也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有限。

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国企改革所“释放”的一些企业活力、人员活力，换来了明显的市场红利。很多人当时告别“铁饭碗”后就参与个体经营，甚至不少人主动“下海”创业。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改革是以“扩张”为导向的，只不过是以市场的发育和扩张来代替计划模式；今天的“砸锅卖铁”，本质上是一种“收缩、减亏”行动。

“砸锅卖铁”要注意哪些利弊得失？

当然，从具体行动看，面对债务压力，地方政府及时盘活国有“三资”，推动国企降本增效，减少行政成本，这无论对于化债，还是剔除一些国企积弊，都是有好处的。同时，“砸锅卖铁”的过程，也是对地方债务、资产等“家底”进行的摸底，有利于为一些改革政策的出台提供参考。

比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这类改革，都与当前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和债务化解直接相关。如果事先缺乏对地方财政、债务的清晰掌握，便可能会影响到政策的精准性。

基于历史和现实来看，这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要警惕以“一锤子”买卖或是运动式的心态来对待“砸锅卖铁”。

“砸锅卖铁”这类带有“狠话”乃至“极端”色彩的词汇，虽然有助于激发一种紧迫感，但也容易衍生出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甚至出现“大干快上”的运动式做法。

有地方区审计部门就提出，围绕“砸锅卖铁”盘活资产工作开展情况，要深入现场核实资产数量、资产状况、资产运营等情况，确保财政收入真实、质量高效运行。

在这次引发关注前，一些地方为了应付财政压力，“砸锅卖铁”的操作早就开始。典型的如一些地方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食堂，公共停车位，殡仪馆甚至共享单车特许经营权等都进行了拍卖。这里面很多操作的合理性，是存在疑问的，要警惕边界的失控。

第二，“砸锅卖铁”主要是基于存量资源的清理和盘活，不能代替谋求更多的增量发展空间。

眼下的债务是需要化解，但财政健康运转应该是长期导向的。平衡好短期压力与长期发展需要的关系，不应该被回避。比如，有人担心，如果这次把“锅”和“铁”都“砸”了、“卖”了，以后的“钱”又从哪里来？

对于当前的地方债务压力，理当有两手准备。除了全力度过目前的难关，更要多思考通过怎样的举措，才能有效提振社会发展信心和预期，激活整个社会和市场的活力。

毕竟，即便是央地财政关系进一步优化，也只是存量分配的调整，它的空间是有限的。要从根本上实现财政健康运行，还得是要“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另外，此事引发的争议也在提醒，越是在困难、承压之时，政府层面越要注意相关行动、措施乃至话语表述可能制造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又如何坚定民企的发展信心和民众对未来的预期？这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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