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的时候，去Ian Johnson在布鲁克林的家里做客。他是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非常好的作家。当他说“Peter（何伟）是我好朋友”时，没有一点蹭热度的意思，作为写作者，他们至少是同量级。
过去一段时间，Ian住在朋友的大宅里，顺便帮朋友照看房子，现在朋友要回来了，准备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卖掉，Ian就必须搬出去居住了。在纽约，他不可能有钱租这么好的房子（每个月至少要1万刀的豪宅）。
一个全世界范围内一流的非虚构写作者，也无法让自己在纽约住得舒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到德国去——现在他已经在德国了。
今天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当天他向我提到袁凌。他刚刚读完袁凌一本书的英文译本，准备为它写一篇序言。
而在这两天，袁凌因为一篇《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受到广泛关注。有些人在分析他“贫穷”或者“失败”的原因，还有些人在敦敦教诲，一个人在养活自己之前，千万别写作。
最悲哀的是看到余秀华评价袁凌，没有一个社交媒体，不懂社会——你可以说他没钱，但是要说他不懂社会，很荒唐。
我看了几篇，有些真的很可笑。即使从“年收入”角度，有的批评者也没有袁凌高，但是却可以指点袁凌如何经营自己，获得“政府的扶持”。
袁凌当然不富有，他在北京租房住，没有买房。但是，他的“生活”却算不上穷困潦倒，如果认真阅读那篇报道，也许会羡慕他的状态。
一位成都朋友就很羡慕：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像他那样，拥有一面墙图书的书房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无比羡慕袁凌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同样喜欢非虚构写作的妻子。我猜这个年轻人想恋爱了。
至于我自己，羡慕他单纯的、自由自在的状态，还有他活蹦乱跳的狗——自从5月31日我的狗去世后，我每天都很难过。
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为预感到图书市场滑坡，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补贴生活，可以更从容地写作。他还有不少想写的主题，谈起那些，他的眼里就会有光亮。
这就是他真实的状态，谈不上有钱，但是也比真正的底层（比如他写到的“皮村兄妹”）好过一些。“非虚构写作者”当然是艰难的，一个难处是不够有钱，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是不能写（或者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
对此，我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昨天在朋友圈开玩笑说，感觉“一个贫穷的写作者正在开书店”，比“重新找工作”还要悲伤，因为重新找工作意味着要创收，而开书店意味着还要赔钱。
从2019年5月开始，我就没有上班了，到现在已经超过5年。每个月大概都会盘算一下，自己这个月收入有多少，也会思考一下下一个月的面包在哪里——把自己作为一个“经营单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网络，包括书店的运营，也必须依靠社交媒体。
一个写作者可以像打游击一样，去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但是，这也造成一种伤害：我大概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不得不平衡阅读、写稿、跑步，不得不去应对网友的谩骂与批评，或者去谈公众号广告合作。
“性用品广告接吗？”
“接。玩具类的可以，药品不行。”
“保险广告接吗？”
“保险推荐可以，理财不接，会导致读者受损。”
“命理文案看一下吗？”
“那种特恶心的文案不接。”
“报恩寺狗粮募捐可以吗？”
“坚决不接。我不想利用大家对狗的同情心。”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狗，我想告诉它，为它守住了一点底线。
我羡慕袁凌，昨天他写了几段回应余秀华的文字，应该发在了别人的公号上，他自己不管公号，也不在乎大家如何评论，而是努力去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仍然在过一种“整体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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