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廉思：与青年再谈“卷”与“不卷”

记者/颜星悦

编辑/杨宝璐

学者廉思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廉思是个“自来卷”。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校长，他一天的行政工作通常从早上8点多持续到晚上8点多，行政工作之外，晚上9点后他开始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这一“写”往往到凌晨。他吃得最多的食物是汉堡，因为可以拿在手上立刻吃完，三餐几乎都是外卖，从办公室走到食堂的时间就省了下来。

但他乐在其中。廉思喜欢上大课，4小时起步，课后学生们还围着他不让走。他也热衷于课题组开会，8个项目同时推进。就是依靠这种高度的“自来卷”，廉思提前跑完了一个学者的“通关指标”——29岁破格晋升副教授，还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蚁族》，34岁破格晋升教授。之后，他进入了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随心所欲做研究的状态。

但他也会陷入“然后呢”的困境中。他和他团队的研究需要做大量的实地调查，但疫情开始后，他们被迫“停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正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循环——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学者，总是在重复“发现问题、产出报告、撰写论文、接受采访、引起关注”的惯性套路。这当然也有收获，可是就这样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机械式地研究下去，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202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通宵写出了《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文章提到，社会在加速。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倒计时”令“速度”这一要素更为凸显出来，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而人们则在追赶deadline的过程中被加速、被掏空、被断裂。

廉思自己卷，但他并不认可这种“卷”法，“时间本应是属于我们自身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来，成了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他写道。

这篇三年前的文章在今年夏天又小小“火”了一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正在不断攀升。2024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

人们又翻出这篇旧文，转发讨论，如果继续这么卷，卷到没法再卷，没法再在“速度”上做提升的时候，又该何去何从？

以下是廉思的自述：

隐形的“暴政”

疫情那几年，我们团队的调查陷入停滞中。我开始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决定写三篇文章把以前的研究“串”起来、同时也尽可能“深”下去，这就有了《暴政三部曲》——《时间的暴政》、《KPI的暴政》、《完美的暴政》。《时间的暴政》先写完了，《KPI的暴政》现在也快写完了。

文中强调的这种时间的“暴政”，是隐形的。所有工作都有deadline,必须在deadline之前把事情做好，哪怕做好了还担心别人做的更好，所以每个人都不断提前自己的deadline、挑战自己的极限，往所谓“更高”的标准去努力。

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剥削，比如周末加班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常态，大家觉得就必须这样，不这样就觉得自己“没尽力”。这种自我异化比通常意义上的异化更难以察觉，它往往打着“精进”的面貌出现。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但还要对自己“更狠一些”，希望这样结果就会“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时代，同时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激烈的竞争。我觉得要通过设置一些机制，避免过度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引发的负面作用。

我算是逃离了“时间的暴政”。我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单位，算是比较早施行“非升即走”的高校，我是学校开始搞“非升即走”前最后一年入校的教师。刚入职那几年，我是个无名小卒，没人关注也没人逼我，所以我可以在唐家岭待两年，自由自在地写出《蚁族》这部作品。

在我之后入校的教师，他们在进校后6年内，有两次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两次评不上就得走人。副教授晋升条件中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或自科基金的要求，但是国家项目就像高考一样，一年只评一次，也就是说6年只有5次评上的机会，就好比你5次高考都没考上北大，对不起，你必须走人。

我之前供职的高校是竞争激烈的“双一流”大学，每年都会解聘一批不达标的教师，我也亲手解聘过教师。解聘时我心里很难过，跟人事处去争取，看有没有机会让教师转去行政岗？人事处回复也很诚恳：凭什么研究做得不好，就要来抢行政人员的饭碗？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确实没有出现过这种高速发展和充分竞争的阶段，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不可避免地，就会进入高度比拼的状态，人们不得不追求在某一小点上的超越。但社会总要设计一些保障机制，来限制竞争的界限。

就像非升即走，男老师和女老师就不能一刀切。社科基金中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是男性35岁，女性40岁，我觉得这个机制是必要的，因为女性有可能要怀孕、生产，而男性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必须要给女性多留出一些空间，要给她们一定的政策倾斜。倒不是说女性就必须要照顾，而是要基于事实做出判断，通过机制去校正原有不合理的方面，让制度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

博士毕业一般在二十七八岁，我觉得，对于青年学者，可以有一定的考核，但尽量是长线考核。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霍维茨教授是2002年的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得主，他在诺贝尔奖演讲的最后5分钟，专门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的大意是：我在30年之前，就是1974年开始做小线虫研究的时候，既不知道线虫研究有任何应用价值，也不知道能发现什么。我只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是一个完完全全、根本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所以，我觉得很难分清楚一个人是在玩、在闲、还是在做研究，短时间内是分辨不出来的。

我个人建议，对于学者，在他们40岁以前，尽量让他们自由探索，不要过多打扰。到40岁的时候，学者已经长成，这时可以用更多元的方法去看待不同人的发展。前20%的教师你没必要管，他们热爱学术，已经养成做研究的习惯，有内驱力自然就会做好。后20%你可以通过KPI，力图把这些人优化出去，但有可能伤到前20%的积极性。而剩下中间地带的60%，可以多设置一些可替代性指标去考核。这个事干不好可以干那个事，写不出论文的老师，就把课讲好，或者带出几个好学生，也同样有价值。

下课后，学生围着廉思讨论问题

“游隙”

我讨厌“狼性”这个概念，追求狼性的人或机制在短时间内也许能取得胜利，但是一旦卷起来就很难停下来，这种风气对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未必是好事。

在一些大公司里，狼性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有的叫做“352“制度（即根据员工绩效分前30%，中间50%和末尾20%，末尾20%，无论KPI完成不完成，都被淘汰），有的叫做末位淘汰制，实际都在把人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员工就是个数字，唯一价值就是被量化的价值。

2019年，我去Google公司考察，遇到我师弟，他说的一件事让我颇有感悟。他刚进公司时，想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在一个周末赶完工作并给主管发了邮件，他认为这样做定会赢得主管的好感。结果周一上班主管把他训了一顿，主管说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会让我和所有同事都很紧张。我希望你能平衡好休息和工作的关系，这样你可以走得更远。

这种宽松感我称之为“游隙”。“游隙”就在一套系统的转轮里，齿轮和齿轮之间的缝隙很大，因此齿轮之间咬合不紧密，有弹性，但是这样的转轮反而很能抗压，如果说一套转轮里没有“游隙”，每一个缝隙都卡得紧紧的，这转轮会转的很快，但很脆弱，一旦某一个卡扣出了小问题，这套转轮就会崩溃。

我觉得，中国到了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社会需要“游隙”。

在马拉松比赛里，跑至中段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两三个人一起紧追不舍的现象，这就是跟跑策略，找一个速度高于自己的人，方向已经定了，我们跟着跑就行。

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跟跑”，而如今，在很多领域，我们实际已经在“领跑”。在“领跑”阶段，“跟跑”策略有时就未必合适，盲目的跟跑只会导致没有意义的“卷”。要知道，创新是“无人区”，是无法设置KPI的，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KPI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最近这一年，我们课题组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大家普遍非常焦虑，压力很大，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我觉得有必要让全社会松弛下来。给社会松绑，核心是不要有太严苛的KPI考核，要给干活的人更大的“容错”空间。在设计工作机制中，考核不要太细碎化，不要太密集，不要滥用一票否决，追责尤其要慎重。

同时，不要动不动就顶格要求，制度要留出20%—30%的“留白”，鼓励大家去自由探索、自主掌握，要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积极性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被“激发”出来的。最后，还要认识到，休息不是躺平，娱乐不是摆烂。人是要放松的，搞得紧张兮兮、精神紧绷，是不会有很强创造力的。换一种思路，就算为了更好工作的角度，也要保障不被打扰的休息。休息的时候不充分，工作的时候也就无法投入。

我觉得对于青年人来说，“休息养力”是必要的。好的研究是“闲”出来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KPI压力下拼命打工发现的吗？当然不是，是要有放松的心态，才能有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灵感一现。

廉思和他的博士生

人生阶段的交待

说归说，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老师，我也抵抗不过整个社会越来越“卷”的趋势，我也还是会逼我的学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可以自由探索，但是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比如评上教授以后，你的自由空间就大了，你的选择权就多了，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研究了。你先不要跟我谈特别“远”的事情，先要努力达标活下来。你要适应这个规则，等进入自由空间后，你就有更大的责任。这时，你要去呼吁一些事，或要推动一些事，你才有底气。

我的一个博士后很优秀，我跟她讲，在非升即走的大环境无法改变的前提下，还是要先把基本关通过。毕竟要在好的高校任教，就得发文章。你不发表，最后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水平比别人高呢？你还是得多发文章、发顶刊文章。

其实我很怕害学生，我让他们“自由探索”，最后他们说廉老师我按你的要求做了，奖学金没拿到，工作找不到满意的，怎么办？我怕学生的父母有一天责问我，孩子跟你读了几年书，工作找的不如别人好，你负责任吗？孩子们不懂事，老师也不懂事么？你不知道督促他们学习吗？

我害怕如果不要求学生“卷”起来，最后害的是学生，我总不能跟家长说，您们别着急，您们的孩子可能20年以后会有大成就，我让他们现在闲下来，为的是他们20年后有更好的发展。这种说法有人信么？

我能理解学生们的焦虑，学历水涨船高，本科生现在很少直接去找工作的，都想读研，本科生也焦虑，但是不迷茫，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相比较，研究生既焦虑又迷茫，因为大部分研究生不会选择读博，他们会更在乎第一份工作，他们觉得第一份工作会影响一辈子。

我也会跟我的研究生说，第一份工作没那么重要，人生长着呢，你以后可能会换很多工作，但他们会说，老师不是这样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我说人生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谁会因为你第一份工作去评价你？就像我现在，谁还会问你高考多少分？本科在哪读的？但他们就是很在乎，就是焦虑，就是压力很大。

我说服不了他们，作为老师我也会有挫败感，因为本身我就是做青年工作的。我以前对一个学生说，你学习成绩很好了，国家奖学金也拿了，别那么紧绷自己，可以多看看其他领域的书，对你以后一生发展都会有助益。但他不在乎，因为这些书对他现在没有实际价值，这些书在他眼里是“不确定性收益”，他要做的是有“确定性收益”的事。

我让博士生好好做研究，因为这三四年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学术水平最高的阶段，他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写十万字的东西了，我觉得毕业论文很重要，是对人生的一个交代。

当年我博导跟我这么说，我是认可的，尽管当时我并未想清楚以后是否做学术。我导师说，廉思你以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读博可能是你一生中能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做学术的最好时光，以后你就知道生活有多少烦心事了。现在我体会到了，在学生阶段，享受权利多；现在身份角色多了，承担义务多，要挤出时间才能去干自己想做的事。

但现在我跟我的学生讲这些，他们就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认为，我要去多实习，我读书就是为了找工作，你别跟我说什么“要给人生一个交代”，我没那么多可交代的。

这些学生，为什么会觉得毕业论文不重要呢？是因为用人单位关注的KPI是实习经历，至于毕业论文的好坏，用人单位是不关心的。

所以学生就会把实习的权重放得很高，我告诉学生，论文对你一生的意义，但学生再追问一句，廉老师，意义能量化吗？我哑口无言。

如果某件对人生特别有意义的事，可能在KPI里它是无法量化的，那么它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完成KPI，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手段，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廉思课题组的研究：全国39个重点城市的发展、友好、创新指数

重新理解“努力”和“结果”

我们要创建“青年友好型城市”，未来城市的兴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人口的规模和潜力。去年我们课题组做了城市比较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户籍、住房、就业机会、权益维护等方面综合评定国内39个城市，寻找最能吸引青年走进、留得住青年的城市，结果发现成都、重庆和长沙，在新一线城市中青年流动和聚集指数是最高的，其中成都有很强的“城市包容度”。

“城市包容度”指的是，一个城市对于展现不同特质的成员及其行为，只要不违法、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都允许其存在，都抱着宽容的态度看待其发展。我前些日子到成都出差，专门去看了“成都迪士尼”，一群老头老太笑呵呵地在摇摇椅附近维持秩序。那个地方本来是个老旧小区，但是经过这个事情，青年人和老年人打成一片、融洽相处。嘻哈这种音乐形式成都没有简单地予以排斥，而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接住了”。

后来我跟成都的领导说，一切评价指标最终的衡量标准就是“青年流入率”，年轻人会用脚投票，他们愿意来成都，就是最好的证明。请你们一定继续保持这种松弛包容的城市状态。

2007年，我租住在北京的唐家岭，看到窘迫的生活场景，但也看到青年用力蓬勃的生长。《蚁族》刊印前，出版社想邀请有名气的学者给我的书写序，我不同意，我坚持让我隔壁那哥们写，他叫邓琨，他写序言中有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

那一代年轻人对奋斗的信仰与现在不同，他们十分笃定自己能向上流动、改变命运。2014年我又回到唐家岭调查。有个小姑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中，她的床头贴着一份自己的买房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之购房计划（2013.1.1—2018.1.1），建筑面积53㎡，实用面积45㎡，单价2万/㎡，总造价106万；首付30%，即31.8万；每年存6.36万，每月存0.53万，即5300元/月；需月收入8000元/月。一定行！一定行！一定能行！努力！努力！再努力！

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奋斗和回报之间的关系不像改革初期那么简单直接了，我觉得有必要重构对奋斗回报叙事的理解。

在202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成就预期”的论文，其中把青年分为几类——上游青年，和解青年、躺平青年和摆烂青年。上游青年积极进取，但也往往急功近利，一旦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容易焦虑和有心态落差；躺平青年、摆烂青年是向下的状态；中间的部分是和解青年。

和解青年并没有像摆烂青年那样放弃人生，也没有像躺平青年那样看淡一切，他们依然很踏实地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也是认真工作的一个群体。但他们不想出人头地。他们是对工作、对家庭负责任的平凡人。比如说，在高校，我就想一辈子当讲师，行不行？我觉得也得给这种人留下空间，只要他不摆烂自己、不祸害别人，踏踏实实，好好教书，就得肯定他的价值。

以前，我们看待人生，就只有两种形式：努力的和不努力的。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巨大数量的和解青年，和解青年平和的心态是社会稳定的要素，是对浮躁功利社会的一种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解”虽然不会成为理想的催化剂，却不失为某种社会病态现象的解毒剂。从课题组以往的调研来看，和解青年对社会的感知整体趋向正面，表现出偏高的社会公平感、普遍的社会安全感与较高的社会信任感。

我认为人生中只有两件事“努力”和“结果”有较为密切的正向联系，一个是健身，另一个是学习。其他情况下，“努力”和“结果”的关系会比较复杂。努力能带来什么？带来的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效率最大化，努力能降低你的风险，但并不保证你能实现目标。“努力”和“结果”的关系是必要但不充分。你努力了，不一定达到预期，但你不努力，一定不能达到预期。

当然，很多学生对我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一再追问我影响“结果”的因素除了“努力”还有哪些，我大概列了六项：个人努力、组织培养、时代机遇、高人指路、贵人相助、众人监督。

我觉得年轻人，一要奋斗，奋斗一时不难，难的是一直奋斗，永葆奋斗的状态；二要坦然接受奋斗的一切结果，既然你知道奋斗是为了防风险，那么奋斗的结果如何你都要有心理准备；第三点特别重要，我们毕竟是人，是人就会有情绪，再怎么坦然面对，当没有实现目标时心里总还是沮丧或悲伤的，要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慰藉，扶持着往前走，可以帮你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