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目前的体育体制并非尽善尽美，就需要查找其中存在的宏观中观微观的问题，而这势必需要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和改革建议。记得当年北京奥组委一位领导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要让有本事的在外面提意见，不要让没本事的人在内部提建议。
这几天发酵的一个事件是某记者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对某位17岁的奥运冠军进行评价时用到了“疯疯癫癫”“白痴”两个词语，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反驳和批判，甚至遭受单位的处罚。我看了完整的内容，觉得记者的动机是良善的和肯定的，但显然用词不妥。
然而透过这件事几天来引发的网络舆论，我和张志安一样感到忧心：如果目的良善的言论仅因一两个不当用词就要被网暴和处罚，那以后记者的监督职能如何履行？就事情本身讲，陈芋汐可以用英语回答记者提问，全红婵几乎无法说出长句，后者的语文能力确实需要提升。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国务院专门给运动员拨付过文化学习经费，国家体育总局也就运动员退役前的就业准备做了经济上和教育上的安排。国家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规定也自然覆盖了国家队运动员。综合这些要素，17岁的运动员应该基本具备高中文化水平，否则就是需要查找问题的。
一个运动员拿到两次奥运会金牌，我们相信其后续的人生不会出现经济上的问题。然而，国家乃至省市运动队甚至市县业余体校，有多少运动员被中途淘汰，或者只是拿个低层次的成绩，他们后续的人生会不会因为文化学习不足而受到影响，相信多数人不难得出答案。像汪顺、张雨霏、潘展乐这些应对媒体很自如的运动员，显然是令我们欣慰乃至敬佩的典型。我们的很多优秀运动员可以在赛场以外表现出优良的综合素质，说明我们的运动员培养体制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和不少优越性。然而教育是不允许一个人掉队的，我们不能无视文化学习受到明显影响的运动员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希望运动员在退役后可以有更好的综合素质和更高的文化水平，其用意当然是良善的。
这件事提醒我们：第一，在这个后喻文化时代，过来人不要轻易给年轻人提意见或建议。第二，用意良善与表达得当最好兼有，否则就是可惜了我们的良善动机，因为我们的期望得不到别人的理解。第三，有建设性的批判意见应该得到宽容和接纳，一个丝毫不能接受批判的个体和社会是难以不断进步的。
中国的竞技体育已经取得了不容置疑的丰硕成果，早已不是一些杂音所能诋毁的。那些出于良善动机的批评，如果我们能够平和地接受，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乃至突破进而回击那些中伤、诋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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