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7月下旬,适逢全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陆续展开。今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往有关高分考生进入“清(华)北(大)”的梦幻般“传奇”消息,被一些非常实用化的院校选择新闻所取代。
首先是一名浙江省高分考生放弃进入原“985工程”高校以及国内一流名校就读的机会,主动选择了一所本省的三本院校就读。因为按照相关政策,这一选择可以让他获得预支的“编制”。随后,江苏省的考生不约而同地将某所专业性极强的二本院校录取分数线“拱”到了省内的第三位,他们考虑的也是获得一个确定的“编制”。
这种学生主动放弃本来可以轻易考入的高分名校,却选择到低几个层级的普通院校就读的现象,或可称为“向下择校”。
“向下择校”与这两年出现的“逆向考研”一样,都是在激烈竞争下的“战略后撤”行为,其目的是“求稳定”。“求稳定”是出于“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又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则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需要。如此看来,这些考生的选择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大量考生都仿而效之,恐怕连“清北”这样一向招生无忧的名校也会坐立不安。
事实上,在“向下择校”浪潮的冲击下,今年许多仅次于“清北”的传统高分名校的录取分数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些院校甚至跌破了历史纪录。
应该看到,类似的录取分数线波动不过是“向下择校”引起的连锁反应,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大学固有功能的迷失或许更值得我们反思。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后,大学曾是考生热烈向往的“诗意的栖居地”和“学术圣地”。彼时的大学也的确配得上如此文雅的称号,也承担得起“理想之所”的职责。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大学仍旧是一个“应试教育”的“避风港”。经常可以听到父母告诫面临高考的子女:“进了大学就好了。”言下之意,考生在中学时代经历的应试化的“卷”是暂时性的。升入大学后,他们就可以彻底放松身心、放飞自我。
大约17年前,笔者曾撰文呼吁遏止大学“后中学”的倾向。那时候,大学的“应试化”还处于萌芽状态,有遏止的机会。然而,时至今日,“高中化”的大学已然成为事实,要改弦更张、重回正轨又谈何容易。
从管理的角度看,“大学高中化”的源头在于管理者出于“好意”的作为。因为他们担心学生身心过于“放松”会毁了大学教育,因而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层层加码。
其加码的方式之一,便是实行高中式的“应试”。
在这一趋势下,高校课程的门类不仅在增加,考试课程的数量也在增加。同时,大学中常能见到本科生从大一开始就在“应”硕士生的“试”,硕士生在研一时,又开始“应”博士生的“试”;各级在校生中,都有人在“泡”图书馆,为的是“应”留学国外高校的“试”。有的高校甚至要求学生起早贪黑,早自习加晚自习,甚至因此成为了国内外著名的“考研基地”或“留学基地”。
现在看来,这还仅仅是大学“内卷”的初级层面。“旋涡”一旦形成,要“卷”的方向必然是不断“攀高”,内容也远不止这些。接踵而来的是“卷”排名,“卷”各种“帽子”,“卷”各级各类的纵向、横向课题,以及形形色色的奖项,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相当明显,其特点是正反或对立的两个方面并存——高校在排名不断上升、论文数量和奖项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也付出了失去“诗意的栖居地”和“学术圣地”的代价。
“内卷”的诱因就是实用,它的直接效应是大学的日趋实用化。也因为执意的实用化,“现实性”就成了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任何对此提出异议者都会被“现实主义者”以各种理由和不敬的言语反击、讽刺甚至羞辱。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性”的支撑点是“生存”,谁敢与“生存”这个人生第一需要过不去,谁就属于“不可理喻”。
然而,“现实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精致且舒适的“生存”,却很少思考“生存”本身是否有一个基本标准,更无法包容人们对于“生存”理解上的差异。
“内卷”导致的急功近利不只是与大学固有的理想功能绝缘,也实实在在地损害了大学的公众形象。因为在大学之外的广大公众印象中,大学因理想而神圣,失去了理想等于失去了值得期盼的未来。
既然大学的出发点也是实用,都是为眼前的“生存(或就业)”考虑,与其在大学“高层次的内卷”中掉队,在大学实用化的氛围中迷惘,还不如务实地谋求一份稳定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向下择校”的考生选择,倒像是对当下大学中“现实主义者”过度实用化倾向的一次无言的嘲讽和羞辱。
《中国科学报》 (2024-07-23 第3版 大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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